如果把公安事业比作大厦,那么成千成万公安战线的前辈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。
60年前,他们从枪林弹雨中走来,征尘未洗,即投入新中国的安全保卫。他们锄奸、反特;镇反肃反;铲除烟馆、妓院、赌场和反动会道门;打击现行犯罪。用铁笤帚扫除旧社会留下的残碴余孽,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安全再立新功。
70年代末,刚刚走向社会的我,有幸在他们身边工作,耳闻目睹了他们的趣闻轶事,学习和传承了他们的革命精神。30多年过去,很多老同志已弃红尘而去,但他们的音容笑貌,高尚的革命情操,忘我的工作作风,爱憎分明的思想品德,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是值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,撰写几则我所听到和看到的故事,借以缅怀那些为革命信仰而奋斗终生的前辈们。
基石之——老领导轶事
赵局长是打过日本鬼子的老干部。他身材魁梧,不苟言笑,严厉正大,常穿一身黄色将校昵,加上脸上有麻子,十分威严。处长们见他都毕恭毕敬,我们这些毛头小子,更是不敢仰视。当时赵局长名气很大,从六十年代初任局长,(包括文革蹲牛棚)直至七十年代末,全市几乎无人不晓。在我的眼里,那就是大英雄。据说,当时台湾敌特组织专门搜集他的情报,并建立档案。
一次市里发生了一桩案件,经调查,犯罪分子是个麻子脸,于是,围绕对“麻子”的排查就在全市展开了。经过一段工作,赵局长亲自听取负责侦查该案的刘处长的汇报。他劈头就问:“麻子查的怎么样?”刘处长回答:“都查了一遍,只有两个人没查。”赵局长厉声质问:“为什么没查?是谁?”刘处长狡诘的一笑:“这两个人,一个是你,另一个是我。”原来刘处长也是个“麻子”,站在一旁的干警忍俊不禁,捂着嘴跑了出去。
一次,下属拿一份逮捕审批表请一位局领导审批,局领导看过拿起笔写下“不同意逮捕”,下属见状,认真介绍了案情,说该人十分需要逮捕。局领导沉思片刻,觉得有理,又拿起笔,在不字上加个走字旁,遂成“还同意逮捕”。大家千万不要笑那时草率,当时的背景和实际就是这样。有的局长在卷烟纸上写几个字,就可把一个人拘留。
困难时期,长城马路副食门市部被盗两扇猪肉,当时是不得了的大案。大批民警查了几天也没有线索,局领导一急之下,命令干警深入街道、胡同,发动治保会,到处闻炖肉的味道。那时如不是年节,全市也没几家炖肉的,闻肉香破案的办法虽土,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时间久远,以上故事是我听说的。但老同志们讲,都是真的。
基石之——我的启蒙老师
70年代秋末,我被借调到市局二处,专门协助侦破一起流氓盗窃集团的案子。时任处长的朱福山前辈直接办案,连同内勤尹忠和我共三人。朱处长高高的个子,背略有点驼,上衣常是米色笔挺的中山装,长形的脸上有深深的纵向沟纹,高高的鼻梁,带一副眼镜,手不离一把大烟斗,十分威严。不论你是谁,见到他的说话和神态,肯定会说是福尔摩斯。朱老抗日战争参加革命,从事锄奸工作,就如现在看的视剧《延安锄奸》一样。
每天吃过晚饭,朱老、尹忠和我就去看守所提审案犯,朱老亲自审问,他语言时而凌厉,时而故作暧昧,机关重重,逻辑严密,让在一旁记录的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。案犯在他面前,就象鹰爪下的鼠兔,虽几经挣扎,最后总是乖乖就范。这些印在我白纸一样脑海里的符号,对以后我从事侦查工作,并担任刑侦部门的领导,产生过重大影响和帮助。
深夜,我们来到全市唯一的一家夜间不关门的饭店,就是清真街大众饭店,每人花上几角钱,吃一碗馄饨和一个肉烧饼,这对饥肠辘辘的我们,当然是津津有味。
朱老在担任二处处长前,曾任预审处长,他的审讯水平之高是全市闻名的。有一次某厂发生一起盗窃案,朱老经过详细的勘查现场和调查访问后,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。那时公安是有权威的,无论多大厂,为了破案,可随时停工。在黑压压的人群前,朱老不慌不忙,语言抑扬顿挫,分析了作案的时间,作案的工具,作案的手段,作案的人数,犯罪分子的特征……最后强调:“如果散会以后你坦白交代,我代表政府赦你无罪,否则,必绳之以法。”会议刚散,奇迹出现了,犯罪分子真的投案自首。象这样不战而胜的案例在朱老身上决不是一两次。
名师之下,我进步很快,虽刚20岁,做的笔录却让朱老十分满意,他不止一次地向大家说:“小张的笔录拿到省厅都是一流的,字好,记得详细,条理清楚。”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是热呼呼的。朱老驾鹤归西已经多年了,但我仍十分怀念他,他是我在公安战线上起步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
基石之——法医老夏
我认识老夏时,他已经快50岁了,一米八几的个子,高高的颧骨,脸颊下陷,两只大眼炯炯有神,在我眼里也是一个传奇人物。我随他多次出过现场。那时年轻爱说话,每到这时,他总是用手指挡在嘴上,示意我有群众在四周,不便说话。那时法医市局就他一个人,同时还干痕检。一次一个县里发生一起命案,人已下土入敛。围绕是否开棺发生争议,当时夏法医力排众议,说出开棺的理由和依据,最后决定开棺。在难以忍受的尸臭前,人们都身不由己的往后移动,而夏法医却十分从容的匍在尸前,抽茧剥丝。几十分钟过去,终于做出他杀的结论,案件很快侦破。夏法医在当地名声大震,有当代宋慈之称。1991年我在《共产党员》杂志上发表的《他在法医战线奋斗了四十个春秋》一文中,专门记录了这起案件的始末。
另一次随夏法医勘验尸体是1985年夏。当时某公司单身职工宿舍楼多日有腐臭的气味,后发现一男职工死在宿舍,遂报案。
现场令人恐怖,尸体由于夏日高温,高度膨胀,已呈巨人观(法医专用名词),周身如涂一层黑色沥青,尸体周围一大片流出的尸液上,布满蛆虫和苍蝇。我当时把喷酒的两层口罩戴上,仍抵不住那咸咸地、直入腑腔的恶臭,不断的干吐,这种臭胜狗屎十倍。而夏法医照样面不改色,从容的换上雨鞋,踏上红黑相加的腐尸液,有条不紊的现场勘验。
检验尸体后,早已过了饭时,出事的单位找了最好的饭店安排我们吃饭,我毫无食欲,勉强的坐在那里却难以动筷,而夏法医却狼吞虎咽的大吃大嚼,好象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,再次令我惊叹不已。
后来夏法医多次被各地警校请去教授法医课程,直至退休。
基石之——艰苦的岁月
70年代末,经过动乱,国民经济凋零,警察的工资、福利待遇比不上好一点的工厂,而那时的工作都是没命的干。无论新老同志,都是隔一天一值班,如赶上大案,经常10天半月回不了家。交通工具就是是自行车,有时办案,一天要骑上百华里。直到1984年时,我所在的海港分局刑警队才有两辆吉普车,两台三轮摩托车和两台两轮摩托,而一般干警是摸不着的,吉普车也只是抓人和出现场用的。照相机是海鸥牌的,摄像人员从上面低头取景,成像质量很差。通讯工具更不用提了,有紧急任务需要出差,十有八九是让同事下班通知家属。
晚上值班,几乎每天都有工作可干,放毛(押关在小屋的犯罪分子上厕所、倒尿桶)、审讯、组卷。抓捕嫌疑人、出现场,每晚都忙到后半夜睡觉,个个饥肠辘辘没啥吃的,有位老处长常准备点散酒,忙碌到后半夜用小茶缸倒点,吃几粒花生米,也仅此而已。那时没有宴请公安民警的,当然也包括处长们。食堂改善一次伙食,老的少的都十分高兴。虽然贫穷但大家却十分乐观。
艰苦的生活,超负荷的工作,高度的精神紧张,大多数老同志操劳过度,过早地离开我们,有几位老处长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,令人扼腕。
基石之——写在最后
弹指间,30多年过去,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,如今也是两鬓染霜了。然而今日的公安队伍,已成为集信息化、现代化、革命化为一体的庞大队伍。市局20层的新办公大楼巍然矗立,电子计算机每人一台,汽车是办案的主要交通工具,还有崭新的单警装备,先进的侦查专用设备,技侦、勘验、化验、检测水平与时进,正在向发达国家接近,有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。
为了适用形势和任务的需要,市局又新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特警支队,擒拿格斗、围追堵截、抢险救灾样样齐全,成为制止骚乱、反控处突、维护稳定的生力军。
随着社会的进步,规范执法行为,促进执法公正,每年都向前大步迈进,广大民警的执法水平不断提高。
为全面提升管理水平,全市公安机关还开展了学习军队,借鉴企业的管理模式,制定了日清管理制度,结合内务条令的执行,使公安正规化管理发生了质的改变,有效的提高了战斗力和我们的声誉。
先辈们,虽然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,虽然我们的思想、知识更新了,虽然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了,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丢掉你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,不忘你们不怕牺牲,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。不忘你们艰苦奋斗,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。不忘你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智慧。
敬礼,致以我们尊敬、缅怀的先辈们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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